处方药必须凭处方才能销售，然而线下药店在售药过程中，“无处方购药”“先药后方”“代客问诊开方”等乱象频频发生。4月，新京报记者探访北京9家线下药店，有2家药店可以无处方购处方药，3家药店未做病例登记销售双轨制处方药，3家存在“先药后方”“代客问诊”的情况。尽管药店工作人员透露，无处方买药后，药店会补开处方，然而这一“迟来”的操作仍是不符合规范。
中国医药人俱乐部创始人钱立正指出，处方药量大且利润比较可观，是促使药店违规销售处方药的主要原因。此外，我国市场监督和药监部门人力有限，面对超60万家线下药店，监管难度很大。针对线上药店的监管软件也不是很成熟，导致对处方药销售监管力度不足。
探访
无处方依然买到多款抗生素
新京报记者探访中发现，无处方购买处方药的情况十分普遍，9家线下药店中，有5家药店可以无处方购药，其中就包括抗生素。
在好药师大药房（朝阳路店），记者购买头孢呋辛酯片时询问不同头孢有何区别，店员表示“都差不多”。结账时因店内系统原因暂时无法使用医保卡，但当记者要求开票时，店员称“那就把方子先开了吧”，但需要刷脸开方，随后记者表示不需要票据，店员也未再次要求开方，仅问了一句，“之前用这类药没有过敏吧？”
除抗生素外，在新京报记者探访中，另一款处方药氨溴特罗口服溶液（易坦静）同样也存在无处方销售的情况。
“有小孩吃的易坦静吗？”“要几个？”“一个。”在金象大药房（古城店），简单的对话后，药店工作人员便将易坦静递给记者。当记者询问该药是否需要开具处方时，药店工作人员表示不用，但阿莫西林、头孢、阿奇等抗生素需要开方子。在位于源通百姓平安大药房（林肯公园店），同样是购买易坦静，从问价到结账，药店工作人员对开处方一事只字未提。结账后，记者询问“买处方药需要处方吗？”一名工作人员回答说，处方可以线上医生开，但并没有为记者购买的易坦静补开处方。
未登记信息销售双轨制处方药
作为儿童常用药，小儿豉翘清热颗粒也属于处方药，但在记者采访中发现，该药被归类为双轨制处方药，并不是必须凭处方才能销售的处方药。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西路的圆心大药房，记者购买小儿豉翘清热颗粒时，药店工作人员询问需要药物数量后，随即将药递给记者。“网上购买小儿豉翘清热颗粒是需要开具处方的，店内购药需要开处方吗？”记者问道。药店工作人员回答说，“这是处方药，但咱们这不用开方子。”
同样是购买小儿豉翘清热颗粒，在海王星辰（广渠门店）和好药师大药房（朝阳路店），在问价、取药、结账整个交易期间，店员并未提及开具处方及登记信息事宜，也未询问并登记购药原因，其中海王星辰的店员在记者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开处方后表示“不用开方”。
5月6日，海王星辰连锁药店北京分部工作人员回复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与记者探访的门店进行核实与沟通后，确定这家门店的操作不存在问题，“小儿豉翘清热颗粒不是必须凭处方才能销售的处方药。”该工作人员提到的“零售药店必须凭处方销售的药品名单”，上述药品并不在这份名单中。
5月8日，圆心大药房质管部负责人肖女士回复新京报记者时也提及，小儿豉翘清热颗粒属于双轨制处方药，在北京无需凭处方销售，门店的做法合规。
对此，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监管专业委员会委员谭刚指出，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05年发布的《关于做好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实施工作的通知》提及，在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又对处方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药店禁止销售的处方药（包括疫苗、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终止妊娠药品等）；第二类为严格凭处方销售的处方药（包括所有注射剂、未列入非处方药目录的抗菌素和激素等），第三类便是在保证用药安全的基础上，各地可以采取有效措施，方便群众购药，包括需要长期使用固定药物控制和治疗的慢病用药以及急症、急救用药，言下之意即此类处方药在登记病例信息后，可以不凭处方进行购买。但谭刚强调，药店销售第三类处方药必须登记病例信息，包括询问是否有用药史、是否发生过不良反应等问题后才能销售，和OTC药销售有区别。
执业药师不在岗也售药
在海王星辰（广渠门店）购药时，药店在处方药展示区摆出“执业药师不在岗，暂停销售处方药”的提示牌，记者依然买到处方药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针对执业药师问题，海王星辰连锁药店北京分部工作人员表示，记者探访时，执业药师不在岗，从业药师（俗称“小药师”）在岗，门口的慢病桌子上摆放有“药师在岗”的牌子，有小药师在岗，也可以销售小儿豉翘清热颗粒。
新京报记者查询到，国家药监局2020年11月20日发布的《关于规范药品零售企业配备使用执业药师的通知》中提及，原则上，经营处方药、甲类非处方药的药品零售企业，应当配备执业药师。
此外，针对当前部分地区执业药师不够用、配备难的实际情况，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不降低现有执业药师整体配备比例前提下，可制定实施差异化配备使用执业药师的政策，并设置过渡期。过渡期内，对于执业药师存在明显缺口的地区，允许药品零售企业配备使用其他药学技术人员承担执业药师职责，过渡期不超过2025年。
“享受这一政策的药店有一些前提，如位于城乡接合部、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执业药师配备存在困难的地方，才能享受差异化配备政策。”谭刚表示，“大药师”和“小药师”，是指药店在符合享受差异化配备的前提下，从业药师才能替代执业药师审核处方。但既然摆出了执业药师不在岗的提示牌，说明药店已经配备了执业药师，并不属于享受差异化配备政策的药店，其他药学技术人员不得作为处方审核人，只能提供药学咨询服务。《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药学服务指南》中关于“执业药师开展用药指导应当做到”的工作中要求，执业药师销售处方药、甲类非处方药时，应主动开展用药指导。
店员代客问诊开方
新京报记者还发现，个别药店是在记者结账后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处方时，才会通过互联网医院线上问诊开方。在开方过程中，有的店员不问病症就代客问诊开方。
记者在源通百姓平安大药房（林肯店）购买头孢克洛干混悬剂（希刻劳）时，直到结账后记者提出“买抗生素也不用拿处方”时，店员才让扫二维码开方。记者扫码关注“北京在水医方”公众号，并按店员提示点击“处方登记”后，进入的是一个需要账号和密码的药店/药师登录界面，没有顾客的登录界面。几次尝试无果，该店员最终通过自己的手机为记者进入线上开方。进入问诊程序时，需要填写姓名、性别、年龄等个人信息以及购买的药品类型，再点击“复诊开方”。在编辑诊断页面，显示出头孢克洛干混悬剂相关的几十个推荐诊断疾病。店员询问记者有什么症状，听到是“咳嗽”后，便选择“支气管炎”，最终由线上的互联网医生开出处方。“现在就符合规定了。”该店员说道。
北京源通百姓平安大药房质管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因为日常经常有医保部门检查，公司从严要求所有门店的处方药都必须凭处方销售，先方后药，包括双轨制处方药也从以前的只需登记改为必须开方。对于记者探访的情况，与门店核实后如确有其事，立即要求门店整改。目前公司共有35家门店，全部可以销售处方药，每个月会定期培训，一旦发现违规情况，公司开会并整顿。
在杨庄路上的百姓平安大药房，记者购买头孢地尼分散片、孟鲁斯特钠片（顺尔宁）时也同样遇到先药后方的情况。在记录完记者的姓名、出生日期、手机号后，店员递给记者药品。当记者询问是否已开完处方时，店员笑称，“接下来您就不用管了，是我的活了。”
在弘济药店（杨庄东街店），记者询问店内是否有售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可乐必妥），药店工作人员从处方药货架中将药物递给记者，并询问此前是否用过，但并未问症状。在收银台，记者询问是否要处方后，该工作人员表示需要开具处方，并在电脑前输入了记者的姓名、年龄、手机号码，用电子医保卡结账后，店员告诉记者处方已开完。全部购药流程，只用了不到4分钟。至于处方是如何开的，记者不得而知。
弘济药店回复称，公司制度中有明确规定，销售处方药时必须问清楚年龄、症状、用药等信息。考核制度规定，对于没有尽职的店员公司会进行问责。如果核实到店员未尽职，在月末考核时会扣钱，两次或以上出现不尽职行为，会被调离岗位。公司也会有巡查员，但老去店里营业员都认识，可能巡查员出现的时候就不会遗漏。
在探访的9家店中，仅有1家药店对处方药的管理相对严格和规范。记者在111医药馆（酒仙桥分店）购买处方药头孢克洛胶囊。店员在了解记者需求后，询问此前是否服用过该药及是否存在过敏表现，在结账前，该店员主动明确属于处方药，需要开具处方，并要求记者提交姓名、年龄、确诊疾病等信息，一再提醒需实名购药，并在处方开具后结账。但记者索要处方时，药店工作人员表示店内需要留档，未向记者提供纸质处方。
对于新京报记者的采访要求，除上述企业的回复外，金象大药房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归属于国药集团，按规定不得接受媒体采访。
“很多药店卖处方药只做到了形式合规，没做到实质合规。表面上是在线开方，确保有处方销售处方药，但处方都是秒开，往往没有与顾客的互动，甚至可能是AI开方，先药后方、代客开方等现象屡屡发生。”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表示，处方药销售合规成本比较高，既要做到安全、高效又便民，有一定难度。归根到底是合规下的成本和便利冲突的问题，要做到实质性合规，药店的获利效率以及投入成本，会导致客户依从性不足，从而又引发药店的违规操作。
监管
多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据中康CMH数据显示，全国已注册的80万执业药师，90%以上注册在零售药店。截至2023年5月，全国注册药店数量已达到64万家。其中，普通药店超61万家，占比达95%。五年间全国剧增16万家注册门店，部分省市药店过于饱和。从处方性质来看，2023年处方药销售规模在药品市场中占比达55.8%，销售额同比增长3.7%。
从各地监管部门公开披露的监督检查结果来看，违规销售处方药的情况并不少见。其中，执业药师不在岗销售处方药、无处方销售处方药、审方流程如同虚设、执业药师“挂证”等问题较为突出。为加强处方药销售监督管理，规范药品零售企业的经营行为，多地开展了零售药店违规销售处方药专项整治行动，狠抓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等“顽瘴痼疾”。
如今年3月，太原市尖草坪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的处方药销售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检查六项内容，其中也包括了销售处方药时，是否经执业药师审方，是否留存有效处方备查；药学技术人员是否在岗履行购药咨询、用药指导、处方审核、质量把关等职责；执业药师是否存在挂证行为、是否按规定履行相应岗位职责等。
今年4月至12月，甘肃省平凉市将开展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挂证”行为专项整治，依法重点整治的是执业药师脱岗离职、执业药师不在岗销售处方药、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执业药师未审方销售处方药、提供虚假质量管理记录等违法违规行为。
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披露的数据则显示，上饶市婺源县市场监管局今年开展的处方药未凭处方销售专项整治行动中，共出动执法人员60人次，共检查药品零售企业30家次，对执业药师不在岗、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问题零售药店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4家。
在各地开展的整治过程中，有多地监管部门提及，除对药店零售企业加强监管外，还应积极对患者自行购买处方药的问题进行宣传教育，加强对患者和家属的健康教育，普及用药知识，引导他们养成正确的用药观念，提高自我用药的安全性。
建言
专家：建立监管共享平台
“购买处方药有很多渠道，很多药店尤其是中小药店确实存在卖处方药只做简单登记就销售等现象，无法避免。”中国医药人俱乐部创始人钱立正表示，主要原因还是利益驱动，处方药量大且利润比较可观，促使药店违规销售处方药。
此外，钱立正从监管角度指出，我国市场监督和药监部门人力有限，面对超60万家线下药店，监管难度很大。针对线上药店的监管软件也不是很成熟，导致对处方药销售监管力度不足。线上平台对处方药销售的监管更严格一些，一些药店自建的线上购买渠道，如自建商城、小程序等，甚至没有处方药销售的在线监管，有的甚至是挂着OTC产品的图卖的是处方药。钱立正建议，对线上平台的监管，应该与监管部门或第三方监督机构的系统对接，方便随时查看处方药销售痕迹。
“要解决处方药销售的问题，主要还是在政府，在设置规章制度的同时也要加强监管的力度，加大对药店的检查频次和处罚的力度，设置消费者举报机制，发现违规销售行为严厉惩处。”钱立正指出，在美国，没有处方销售处方药，属于违法行为，处罚力度非常大，对于药店而言，自然不愿意以身试法。
从消费者角度而言，很多人对处方药没有太强的意识，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能就近买、便宜买，不知道或较少意识到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之间的差别，或者缺乏对其他潜在风险的认知。要提升消费者认知，就需要加强宣传，让消费者了解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概念，了解凭处方购买处方药的原因和必要性。
“对比零售药店数量和注册在药店的执业药师数量，并不缺执业药师，但执业药师分布不均匀，挂靠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小药店、单体药店，可能会从降低药店经营成本上考虑，让执业药师挂靠在药店而非聘请，达成明面上的‘合规’。往往是偏远地区会存在这种情况。”钱立正表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强监管力度。此外，从促进角度而言，应提高执业药师待遇，省级或市级药监部门、卫健委或相关部门也可以通过每年举办优秀执业药师评选活动或等级评选，提高执业药师的社会地位和公信力的同时，也能加强处方药用药安全宣传。
此外，钱立正表示，政府还可以建立由监管机构、药品生产企业、医院、药店组成的监管共享平台，所有路径都能在平台上体现并受到相互监督，促使整个行业越来越规范。
新京报记者王卡拉张兆慧王鹿张秀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