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全国近700家研究生培养单位、用人单位、政府主管部门及行业企业，和100多位院士及高校书记校长，汇聚武汉，在此间召开的首届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会暨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江论坛(以下简称“大会”)上，共同探讨一个主题：“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沁平重提困扰中国教育多年的“钱学森之问”。在他和众多与会者看来，研究生教育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一环，已成为“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驱动要素。
“研究生教育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竞争力的关键标志，是办好高等教育的点睛之笔。”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大会开幕式致辞时表示。
已迈入研究生教育大国之列
据介绍，自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实施以来，我国已累计培养了7000余万名学士、1000余万名硕士、110余万名博士。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持续扩大，教育经费投入不断增长，教育强国水平稳步提高。
7月5日，教育部发布了《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该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达到124.25万，比上年增加了6.60万。而在2013年，招生人数为61.14万。近10年间，招生规模扩大了一倍之多。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通过两组数据介绍了研究生教育如此高速扩张的背景：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连续10年保持增长，2022年已达30870亿元；中国拥有硕士以上学位授予单位已增长至779家，其中，博士学位授予单位451家。
我国自主培养的研究生已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洪大用透露，在2021年新增选的两院院士中，有超九成在国内接受过研究生教育，超八成由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培养并授予最终学位。
今年5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公布的测算结果显示，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
“中国已迈入研究生教育大国之列，未来将坚定迈向研究生教育强国。”洪大用表示，我国现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
他介绍，特别是在一流学科建设方面，我国取得的成绩尤为亮眼。2023年，中国分别有215个、696个学科进入QS世界学科排名和US.News世界学科排名的前100名。6年前，这一数值分别为158个和145个。与此同时，“需要关注的是，在这两项排名中，美国进入前100名的一流学科数量皆已超过千个，与之相比，中国仍有差距”。
研究生培养质量仍有提升空间
与本科教育不同，研究生教育旨在培育拔尖创新人才。
赵沁平将高等教育比作一座金字塔，自下而上依次为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教育。博士阶段的教育，对应着金字塔的尖端，需更加关注创新、突破能力以及特定方向相关知识。
但在科技创新突破上，一直以来，我国获得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等国际重大奖项的科技工作者，寥寥无几。
与此同时，作为研究生的重要师资力量，我国拥有的全球顶尖学者在数量上与美国差距较为悬殊。
与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杨卫曾在今年1月发表的一篇论文总结道：“我们基础学科繁荣发展，但是科研前沿引领不足；基础研究成果丰硕，但支撑发展驱动不足；科研队伍规模庞大，但是顶尖大师尚显缺乏，等等”。
除了缺乏顶尖学者和师资力量外，博士生教育现状也不容乐观。
与会专家认为，博士生作为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补充一流科研人员的“预备队”，在一些关键核心领域，数量不足。近几十年来，我国STEM［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4门学科——记者注］专业毕业生的教育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高，但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许多领域仍然缺乏顶尖人才。
杨卫院士表示，长期以来，我国博士生以学术学位为主，应用型专业学位博士占比低，不能满足产业发展升级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在3月23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曾提出，今后会逐步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占比，为国家培养实践型、应用型高端人才，培养能够解决实际重大技术问题和技术攻关的高级工程师、高级技能人才等。
洪大用介绍，我国正聚焦紧缺、特色、冷门，面向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重大需求和主攻方向，重点瞄准急需学科和“卡脖子”关键领域部署开展了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
破除功利主义，推进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改革
在大会上，洪大用呼吁：“功利主义倾向亟待破解！”
在他看来，学生的科研兴趣不高，研究主要是因为受到外部驱动，缺乏自主探究的动机。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研究生在科技创新突破上的贡献力还不足。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范海林在作主题报告时分析，中国正面临着“发展中的挑战”“打压中的突破”“开放中的博弈”等一系列复杂局面，高等教育的使命任务已经发生变化。
因此，高等教育评价体制机制要应时而变，不断改革迭代；要顺势而为，以评估引领高等教育发展，让高等教育担负起“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的重任。
“要探索推动新征程高等教育评价的改革创新，要重提升、重贡献。”范海林提出，高等教育评价需转到对大学贡献度和影响力上面来，要用贡献的尺子量高校，将以前的“排座次”变为跳起来“摘果子”，加强应用性评价，扭转“重学术轻贡献”的倾向。
赵沁平院士表示，从社会土壤环境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需要呼唤创新引领型科技文化。
在他看来，创新型科技文化是创新型国家的灵魂因素。什么样的土壤气候决定生长什么样的树木，什么样的树木决定结出什么果实。我国自洋务运动近200年来，形成了跟踪追赶型科技文化，这种科技文化在我们追赶世界科技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近几十年，使我国跨入科技大国行列，但是要成为科技强国，要产生科技大师，成为创新型国家，就需要逐步培育起创新型科技文化。
在主题报告中，赵沁平院士从决策、目标、路线、激励等多个维度细致分析了跟踪追赶型和创新引领型两种不同科技文化的不同特征。比如从决策的角度来看，跟踪追赶型强调政府主导；而创新引领型则讲究科学家、企业、政府的共同主导。从路线上来讲，跟踪追赶型强调少走或不走弯路；而创新则讲究探索，宽容失败。从激励的角度来看，跟踪追赶型只争朝夕，而创新引领型则讲究十年磨一剑。
杨卫在大会报告中指出，避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要进一步培养科研精神和学术情怀，开展研究生学风教育，以导师责任制推动导学关系。
杨卫在大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对即将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草案)》进行讨论，并将于近日征求专家意见。质量评价已经被写入其中。他介绍，制定该法是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规范学位授予活动。
面对新机遇与新挑战，杨卫院士在大会开幕式上作出这一论断：“我国研究生教育时代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