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文化纵横》杂志和南都公益基金会合作举办的“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谈‘减负’——对素质教育政策和实践的反思”学术沙龙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分析了减负政策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她指出，必须厘清几种关系、划分好几种界线，再来谈减负。
“阅读了2018年12月教育部发的‘中小学减负30条’后你会发现，政府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减负。”林小英说。
这个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号称史上最严的减负令，剑指中小学课业负担重这一痼疾，对校内、校外、家庭、政府四方面减负工作全面明确责任并提出要求。
政策已经达到了“史上最严”，政策所表达出来的减负决心已经足够大，而减负的效果依然不是很显著。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寻找突破的可能？
林小英从学生的学习行为入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她指出，学生的学习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进行划分：从空间上看，可分为校内和校外；从时间上，“根据学生意愿的自主性，可以分为‘自由学习时间’和‘非自由学习时间’。”林小英说，学生在校内的时间中，凡是进行必修课程的学习就属于规范性学习，也就是“非自由时间”。而在学校内的闲暇活动，就是自由时间。回到家，完成家庭作业是“非自由时间”，纯玩就是“自由时间”。
林小英用“自由学习时间”、“非自由学习时间”和“校内”、“校外”组建出了四个象限。
按照这样的划分，可以看到当前学生的学习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的变化。
“以前，四个象限大致是均衡的。学校也都差不多，学生只学好数理化语数外就行。”林小英说。现在，探究性学习再加上各有特色的校本课程，很多作业是孩子无法独立完成的，不少家长有这样的经历：孩子写完作业睡觉后，家长开始上网查资料，帮助孩子完成研究性的作业。
“这样，家和校之间的界线变得不清晰了。”林小英说，另外，学和玩之间的界线也不清晰了。以前，孩子踢球、游泳、吹笛子完全凭个人兴趣，孩子兴趣是否长久、能不能玩出名堂，并不太重要，玩就行了。但是现在，孩子玩什么都能找到专业课程。
“家和校”“学和玩”之间的界线不再清晰之后，这个模糊地带便让给了课外辅导机构。林小英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一些家长的印证。
“你知道名校的课都是怎么上的？”一位初三家长王慧这样跟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的记者说，“面对一个新的知识点，老师并不是先讲授，而是直接在黑板上呈现几道题，让大家先做，然后指着其中一道题问学生：‘这道会不会’，如果下面的声音是：‘会’，那么这道题就过了，与此题对应的知识点也就过了。”
“确实有的孩子已经提前学过了，也确实有的孩子接受得快。”王慧说，但其实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已经掌握了，那些没掌握好的孩子，便在作业和考试中频繁遇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家长能做到“内心不慌”，很多家长用给孩子报课外辅导班缓解这种焦虑。
课外辅导机构的这种渗透不仅拉长了学生学习必修课程的“非自由时间”，也让本该纯玩的“自由时间”变得不那么自由了。
一位家长这样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每到放假，学校会留体育作业，其中一项便是跳绳。这本是督促孩子锻炼身体的好事，但是却让这位家长犯了愁，因为学校要求孩子每天拍视频上传并记录数据，自己上班没时间管，孩子每天要上课外班也时间不充裕，“我还真找到了这样的机构，这样跳绳这项作业就可以交给机构了。”这位家长说。
“正是这种界线的不清晰和模糊状态造成了学生家长的负担越来越重。”林小英说。学生的负担很好理解，在校内要学习，出了学校同样是学习，学习必修科目肯定要付出努力，本来是全凭兴趣的玩也变成了课程，负担自然是重了。
而对于家长来说，在这种“家和校”“学和玩”界线模糊的状态下，焦虑也在逐渐增加。
“每天下班之后我可以完全不看单位的微信群，但是班里的群绝对不能不看，以前是不敢错过老师的各种通知，现在有各种复习资料，一发就是一大摞，根本不敢错过。”王慧说。
林小英教授介绍，自己的大学同学在澳门一所学校当校长，学校有一个给家长的“温馨提示”：如果家长需联络老师，请在上学时间与老师直接沟通。非学校办公时间，除紧急事项外，老师将不再回应家长，以便老师能专注备课，及照顾家庭。
“‘家和校’要做到不能相互伤害、相互挤压、相互排斥。”林小英说，不是我们减负的决心不够，也不是政策力度不够，而是在制定政策的同时，还要厘清与此相对应的几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且最大限度地分清责任，不能让“减负”成为“转负”。
正如有专家所说的那样：中国教育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现象：“家长越位、老师让位、学生错位”，本该老师做的事却交给校外培训机构，本该孩子做的事却有不少是家长代劳，在混乱的状态中孩子最终可能会迷失了方向。
确实，在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各自守好自己的站位，老师该管的事情留在学校，家长的责任留在家里，最重要的是充分尊重孩子，不仅要尊重他们学习的权利更要尊重他们自由玩耍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