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东莞教育局发布消息称，为了保障公办中小学校2020年的教职员需求，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公办学校事业编制教职员岗位414个。就在两天前，杭州市西湖区、拱墅区同样举办了专场招聘会，分别招聘教师198人、343人。
这些地区的教师招聘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除了招聘密集、数量多之外，更关键的是，开出的待遇都相当优厚。以东莞为例，中学教师招聘中，优秀的应届毕业生最高就可以拿到30万元左右的税前年薪，在职骨干教师税前最高可以拿到50万元。另外像福州，还给部分博士研究生30万元左右的人才配套补贴。
可见，在招揽教师英才上，这些一二线城市开出的筹码，比抢人大战人才引进时还要优厚很多。自然也吸引了很多优质的人才前往。
最典型的是深圳，不久前龙华区的中小学教师招聘中，3.5万人报考，最终仅有491人入围体检，难度比肩国考。而入围者中，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多达76人，还有23人是博士。可以说在人才吸引力上，中小学教师岗位，丝毫不比BAT等互联网巨头小。
对一二线城市来说，开出优厚的待遇，面向全国招揽教育领域的英才，是为抢人大战做战略配套的必然要求。
因为在过去的一两年中，它们靠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较低的落户门槛、可观的人才补贴，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包括深圳、杭州等地在内，去年常住人口增长超过20万人的城市，就达到9个。对它们来说，一旦这些外来人口转变为本地市民，骤然增加的公共服务需求，必然会导致教育资源紧张，优质教师短缺，学位供给缺口加大。
以高薪招聘教师的深圳为例，很多人都被它的开放和活力所吸引，不过可能很多非深圳人不知道的是，近些年来，深圳公立中学的录取率一直都没超过50%，今年只有45%左右。也就是说，半数以上的深圳初中生上不了公立高中，他们只能读民办或职高，或者出国。
深圳的例子当然有其特殊性。教育资源紧张，跟这座城市的历史较短有关，但人口流入的影响依然很大。
同样可以参照的是西安，喜提百万户籍人口，不过随之而来的学位缺口，导致小升初、初升高难度加大，本地媒体上相关的争论也在不断增加。正因如此，西安不久前出台了基础教育领域的三年行动计划，决定大量兴建中小学，缓解升学难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小学生数量的增长，向来被视作更为准确的人口增长计算方式，因为它都是数人头数出来的，常住人口则来源于抽样调查。
像广州和深圳，去年常住人口的增长率分别是2.8%和4%，不过去年两地小学生数量的增长率都超过了5%，远远高于常住人口的增幅。一二线城市集中招聘中小学教师，说明人口流入带来的公共负担压力真实存在，这种压力必须及时释放。
另外，无论是对本地老市民还是新市民，资源紧张必然会抬升教育成本。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会不惜任何代价，争取拿到公立中小学的学位，让孩子享受到最优秀教师的教学。
动辄几百上千万元的学位房，正是在此背景下催生的。比如前两天，有深圳本地媒体报道，福田区红荔村一位业主上的一套学位房，当天就以760万元全款的价格被买走。
而且中小学教育不同于高等教育，大学本身还是属于偏精英教育，跨城跨省很常见，但中小学的“刚需”色彩很强烈，基础教育几乎是必不可少的配套，这也正是各地的招聘集中在中小学教育系统的原因所在。
所以在抢人大战之后，争抢优秀教师，以此来填补教育资源的缺口，提升公共福利水准，是落实抢人成果的必要举动。反过来看，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同样能够帮助各城市争抢那些对下一代受教育水平很敏感的优质中产们落户。
在当下来看，零门槛落户范围不断扩大，未来除了少数几个特大城市之外，各大城市最终都会向流动人口敞开怀抱。在此前提下，如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存在短板，吸引来的人才最后很容易轻易流失，导致竹篮打水一场空。
另一方面，从产业转型的角度看，一二线城市同样需要优质的教师队伍，完善整个城市的教育水平，做大科教资源，以此来提升产业科技含量。
尤其是像东莞，向来以“世界工厂”著称，尽管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受到极大冲击的东莞开始换挡升级，培育了众多优质的品牌企业，比如手机品牌OPPO、VIVO，另外前不久还从深圳手里抢走了华为的研发团队，不过总体上，其产业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产业工人占比很大。
